日本如何改變了溫格的一生

我們熟知溫格執(zhí)教阿森納長達22年的輝煌歲月，但很少有人深入了解他此前在日本執(zhí)教的經(jīng)歷。他在自傳《我的紅白人生》（My Life in Red and White）中，深情回顧了那段塑造其教練生涯的關鍵時光。

初遇與愛情

執(zhí)教摩納哥期間，我住在濱海自由城，窗外就是海灣，生活寧靜而簡單。在那里，我遇到了安妮，她后來成為我的妻子，我們共同育有一女萊亞，出生于1997年。

安妮曾是一名職業(yè)籃球運動員，此前有過一段婚姻，并育有兩個孩子。當我們相遇時，她已是一名體育教師，經(jīng)常帶領學生到體育場訓練。我們因共同的體育熱情而相知相愛，感情逐漸升溫。

開啟日本之旅

1994年秋天，經(jīng)紀人米蘭·卡拉桑（前貝爾格萊德紅星和薩格勒布迪納摩球員）為我牽線，聯(lián)系上了日本名古屋鯨八隊。我知道，日本職業(yè)足球聯(lián)賽（J.League）于1993年成立，正處于蓬勃發(fā)展期，吸引了萊昂納多、鄧加、萊因克爾等世界級球星加盟。當時，J聯(lián)賽的資金實力甚至優(yōu)于許多歐洲俱樂部，能夠為優(yōu)秀球員和教練提供極具競爭力的薪資。

我對俱樂部充滿好奇，但并未立刻接受邀請。我前往名古屋考察城市和俱樂部，只有米蘭作伴。名古屋是一座工業(yè)城市，風景并不出眾。鯨八隊與J聯(lián)賽同年轉(zhuǎn)為職業(yè)俱樂部，其前身是1939年成立的豐田汽車俱樂部。

俱樂部擁有強烈的團隊精神，被視為J聯(lián)賽的爭冠熱門，但當時正陷入困境——1994賽季，球隊遭遇了連續(xù)17場不勝的尷尬，排名墊底（當時J聯(lián)賽無降級制度）。第二天，我們召開了合同會議。我猶豫著返回濱海自由城，請求給自己兩到三周時間考慮。

組建新團隊

在赴日履新前，我著手為俱樂部尋找新援。我前往巴西，在預算范圍內(nèi)物色有潛力的年輕球員。在圣保羅，我花了數(shù)小時觀看比賽。一天，經(jīng)紀人向我推薦了一位名叫亞歷山大·托雷斯的年輕球員。

會面安排在次日。令人驚訝的是，這位球員的經(jīng)紀人兼父親，竟是1970年傳奇巴西隊隊長卡洛斯·阿爾貝托。由于與巴西足協(xié)的矛盾，他的兒子一直未入選國家隊。亞歷山大天賦出眾，心態(tài)極佳。后來，這對父子都成為了我的摯友。

當時，鯨八隊擁有一位出色的塞爾維亞球員——德拉甘·斯托伊科維奇，但他并未被充分使用。我?guī)椭雇幸量凭S奇找回狀態(tài)，使他成為日本足壇的明星，并在名古屋效力長達七年。退役后，他也成為了一名優(yōu)秀的教練。

我還從法國帶回了兩名愿意與我共同冒險的球員：曾在摩納哥共事的熱拉爾·帕西，以及來自戛納的弗蘭克·迪呂克斯。在與名古屋總監(jiān)商談迪呂克斯的轉(zhuǎn)會時，我特意邀請對方到法國簽約。

簽約前夕，我察覺到這位日本總監(jiān)的猶豫。“也許迪呂克斯狀態(tài)不佳，”他說道。我給了他十分鐘考慮：要么簽下迪呂克斯，要么我就退出教練合同。最終，俱樂部簽下了迪呂克斯，事后證明這是一筆成功的交易。

帕西和迪呂克斯都是才華橫溢的球員。對于當時深陷低谷的法國足球而言，日本之行是一次逃離，更是一次探索新興聯(lián)賽、自由施展才華的絕佳機會。這段經(jīng)歷不僅改變了我的人生，也深刻影響了他們。

賽季開始前，我將球隊帶到?jīng)_繩島進行集訓。我本想從35名球員中精簡至20人，以優(yōu)化陣容。然而，我卻陷入了一個兩難境地。

訓練中，球員們展現(xiàn)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意志力，我最終決定留下所有人。在名古屋的18個月里，我見證了球員們永不停歇的拼搏精神——我們甚至不得不藏起足球，以防他們在正式訓練前過度消耗體力。

然而，1995賽季初，球隊遭遇了災難性的開局，連戰(zhàn)連敗。八輪過后，僅積3分，排名墊底。球員們信心受挫，我也能感覺到俱樂部高層對我的信任正在動搖。我被召去開會，以為自己將被解雇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們宣布解雇的竟是我的翻譯。理由是：如果我無法有效傳達理念，那一定是翻譯的錯。我極力為翻譯辯護，最終說服了高層。此后，球員們的表現(xiàn)愈發(fā)頑強。

正如日本文化在插花、相撲、棒球等領域的追求一樣，我的球員們癡迷于動作的精準、優(yōu)美與細膩。這種對優(yōu)雅與格調(diào)的追求，讓我深深著迷。但他們?nèi)狈ψ銐虻纳眢w對抗，有時過于追求美感而忽視效率。這正是我需要彌補的短板。

我也學會了尊重當?shù)貍鹘y(tǒng)。在歐洲，運動員通常被建議賽前避免泡熱水澡。但在日本，公共澡堂（錢湯）的溫泉文化源遠流長。當我第一次看到球員們在浴缸里泡上數(shù)小時時，簡直驚呆了。但我沒有干涉，因為尊重傳統(tǒng)是融入的關鍵。

我必須格外注意措辭，避免讓球員或助理教練“丟面子”。對日本人而言，尊嚴至關重要。如果教練直接批評球員“表現(xiàn)糟糕、毫無用處”，會嚴重傷害其自尊，因為他們始終秉持全力以赴的原則。我必須找到既表達不滿又不失尊重的溝通方式。

我還記得第一次在傳統(tǒng)日式餐廳召開新聞發(fā)布會的窘境——沒有桌椅，大家盤腿坐在地板上。幾分鐘后，我就感到腰酸背痛，幾乎難以忍受，只好每隔五分鐘就借口離場，想必記者們以為我身體不適。

我深刻體會到日本人對時間的極致尊重——火車從不晚點，活動從不遲到。這種“守時文化”給我?guī)砹藦娏业臎_擊，但卻是積極的。

從墊底到亞軍

球隊的成績迅速攀升：從第14名升至第4名，再到賽季末的第2名。這是一次非凡的逆襲。當我于1996年9月底離任時，球隊排名第二，而那個賽季最終奪得了聯(lián)賽亞軍。球迷和球員的激情，讓每場比賽都如同歐洲杯之夜，球場座無虛席。

1996年6月，阿森納的戴恩專程來到名古屋與我會面。那時，我怎會想到，自己即將開啟一段長達22年的傳奇旅程？